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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困潦倒四处乞求救济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美方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以至未来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无法了解的情况。
虽然张国焘脱离共产党之后，已经过去了15年，但美国人自有美国人的想法，他们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借以推测出这些人的现在和未来。美国人并未费很多周折便取得了张国焘的配合。
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负责人，先后20多次拜访张国焘，希望了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要人的情况。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己所知以满足他们。这样，张国焘从美国人那里也讨到了一些报酬，使自己经济窘迫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又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1958年，中国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香港的张国焘再次受到鼓舞，又萌发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打算。当年10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愿为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此要求作为内部情况简报，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毛泽东后，毛泽东在上面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但从事情发展的结果看，张国焘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1961年前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写回忆录。从此，他积极投入回忆录的写作之中。在花费了4年时间后，终于写成了《我的回忆》共三册，约100万字。在这4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给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所得到的却是他用心血写成的著作的英文版权。这样，实际上等到张国焘交稿时，全部费用已经所剩无几。直到香港《明报》月刊取得该书的中文版权后，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