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仪式安排，在接受学位以后，宋庆龄还要发表讲话。由于担心身体实在支撑不住，在大家的劝说下，她在自己的寓所，用英语事先录制了答辞。工作人员找来3台录音机，同时对宋庆龄的讲话进行了录制，然后逐个放给宋庆龄听。她从中确定了一盘效果最好的。
由于病势日渐沉重，宋庆龄已经不能像平时那样乘坐自己的轿车了。工作人员为她准备了一个装有4根活动提把的轮椅，并且借了一辆后开门的旅行车。5月8日，宋庆龄被扶上轮椅。工作人员用提把将轮椅平稳地抬上车。汽车缓缓驶到人民大会堂，宋庆龄就这样坐着轮椅来到了大会会场。[
乐队高奏中加国歌，身着大礼服的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亲手将学位证书交到了宋庆龄手里。佩奇校长致辞后，宋庆龄没有允许工作人员播放她录制好的讲话，而是临时找来一份中文稿，亲自用清晰流利的英语致答辞。
20分钟的演讲精彩而得体。她说：“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崇敬和友谊的象征。”她温和灿烂的笑容，雍容大方的举止，使人无法想像她正在重病之中饱受煎熬。在场的人们不会知道，这已经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仪式圆满结束，宋庆龄却没有力气坐回轮椅上。她被安置上担架，用救护车送回了后海的寓所。
当天晚上，宋庆龄虽然卧病在床，但她仍按照礼节，在楼下的大餐厅举行了家宴，款待加拿大客人。有关部门安排北京饭店的一些同志参加宴会的服务工作。对这些同志来说，这是他们应当做好的份内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然而，病势沉重的宋庆龄没有忘记对同志们表示自己的感谢。5月11日，她在病榻旁口述，请秘书代笔给北京饭店写了一封书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