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刺客列传的人都知道，复仇在春秋战国时是“义行”，为朋友复仇都可以称为高尚，甚至有伍子胥为了报父兄的仇，将死去的楚平王鞭尸的事情。伍子胥行为虽然残忍，但司马迁却称赞伍子胥是“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说明了当时社会对复仇的态度。
中国历史上，类似张扣扣这样复仇的行为不胜枚举。烈女传中记载了一位复仇的侠女赵娥。她的父亲被仇人所杀，她去复仇杀死仇人，然后自首。节烈高昂，人人敬佩，地方官员认为这是值得称道的义举，不愿意加罪。
但是赵娥说，为父报仇是天理，杀人偿命是国体，现在难以两全，我尊天理为父报仇，我杀人服法是为了保全国体，请大人治我死罪。当然后来，赵娥的义行得到了皇帝的赦免，并获得极高的社会评价。
但随着社会发展，政府与法律的完善，开始有意的限制复仇。因为随意的复仇导致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的复仇，引起社会混乱。我国从汉朝开始，就不允许擅自复仇了。后来发展到复仇需要到官府登记。
但是复仇的思想在中国太深了，尤其法律儒家化之后，复仇直接与亲属关系联系起来，成了所谓的血亲复仇。为直系的尊亲复仇成了伦理的义务，所谓“臣不讨贼，子不复仇，非臣子也”。如果有父仇不去报，或者跟仇人和解，反而是重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