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7年春天，我见他实在太累了，好说歹说，才劝他到上海去检查身体，顺便休息一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离开南京，便突然开始了对所谓军事教 条主义的批判，而矛头所指正是刘伯承。这之后不久，他又被叫到北京来。离开南京的头一天夜里，他想得很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到火车上，他又是 一夜没有合眼，左眼球更红了。就是在眼压高达73的情况下，他忍着剧烈的头痛，由别人搀扶着上台做了检查。在讨袁护国的战争中，伯承失去了右眼，凭着一只 左眼，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参加指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战斗，走过茫茫雪山草地，率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歼灭大量敌人。没想到在这次反“军事教条主 义”的运动中，他的左眼又受到极大损伤——得了青光眼，逐渐减退视力。多么不幸啊！
此后，有人还想给他加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总代表”的帽子，不过没有做到。那些日子，我看得出来，他的心里是不平静的，常常一个人沉思默想。是啊，这样的 冤屈，对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可是他承受住了，坚强地承受住了。从来不发一句牢骚，不说一句怨言。越是这样，我越着急。当我想劝慰他时，他反而对我 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晚年的刘伯承生活笼罩着如此巨大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他并没有消沉，他深信党的事业、军队的事业，如同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只一样，不可能完全平直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