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关于朱德的研究，这是一个平面人物逐渐立体化的过程。在人们的视野里，朱德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但形象有些模糊。经过学者们潜心研究，还原了一个在政治、军事、思想上都具有突出才华，在多次中共重大事件和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真实的“总司令”形象。
近年有人提出著名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不是毛泽东而是朱德提出的，毛泽东只起了宣传作用。这个观点引起网上的激烈争论，也是朱德研究得到深化的一个表现。
四、收起历史伤痛，冷静梳理建国后重大党史事件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理清党史上的是非，曾独创了一个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抓党史研究的范例，他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梳理和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重要历史过程，特别针对对党造成了巨大危害、当时又成为党内不稳定因素的“王明路线”进行了总结，对于当时统一全党思想，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个决议是在大范围的讨论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体修改，得到普遍共识包括原“左”倾阵营人物认可之后，方才通过的。
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长期“左”祸泛滥，党内思想一度混乱，并响起一片以“非毛化”、“重评毛泽东”为代表的“重评建国以来党史”的呼声。
为了再次统一思想，结束历史是非的论争，以便“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效仿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该决议基调由邓小平定下，同样经过了党内广泛讨论，中央领导成员反复修改后通过。有趣的是，两次“历史决议”都由中共党内有名的“一支笔”胡乔木执笔。
到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对建国后党史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正式表述仍基本以第二个历史决议为准。但该决议对于建国以来党史的梳理和评价是从政治高度进行的，那些政治定论毕竟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探求党史的浓厚兴趣。
而建国后党史中很多较为“敏感”，即负面东西偏多的历史事件，在研究中成为海外学者的热点，国内学者的难点，但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不少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