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一个政治家该怎么做？是迎合和利用社会情绪爬到台上，兑现承诺带着国家脱离世界；还是承担责任，引导社会和国家克服困难，走向真正对国家有利的道路？
尼克松和基辛格，勇敢选择了后者。基辛格说，这也是他当时决定接受邀请的原因。
获任之前，基辛格说自己是个“历史学家”。他写过一些书和文章，探讨19世纪欧洲的外交，希望从中寻得一些“教育意义。”
这个教育意义，用他后来的话说，一是“没有哲学，政策就会没有标准”；二是“没有均衡，世界就会没有和平”。
总结起来，一是制定政策时要有战略眼光，二是要通过积极参与来制造均衡。毕竟，历史上美国摆向孤立主义那端的时刻，无论对自身还是对世界都没带来什么好处。
后来基辛格协助尼克松，顶着国内的汹涌民意和舆论重压，同时在几个方向上做出努力：结束越战，在核武器阴影下与苏联谈判，夯实与西欧、日本等联盟国家的联系，逐步把新兴国家、包括社会主义中国纳入新的世界均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