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斯大林一心扶助土耳其的基马尔民主力量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不料基马尔革命成功、建立政权之后立马调转枪口反共反苏，使苏俄的一番努力血本无归。
但斯大林没有接受这个惨痛教训，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不顾托洛茨基等人的坚决反对，又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物质和军事援助，结果又一次惨败。斯大林顿时遭到党内反对派的严厉指责，要求他为此承担责任。
斯大林急于摆脱困境，维护个人和共产国际权威，不惜把中国党的领袖陈独秀推出来作为替罪羊。
近些年的研究还表明，正是由于想尽快让中国革命再次轰轰烈烈搞起来，好让人们忘了大革命失败这一幕，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转向农村土地革命时，仿佛抓了一副“虎狼药”，一个急转弯，导致中国共产党一反大革命时期的“右”，“左”倾错误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左”，最后差一点把中国共产党葬送在长征的崇山峻岭中。这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所起的“中间差”的严重负面作用。
当然，学者们也能看到“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多不避讳早期所犯错误的自身因素，从而对党从力量弱小、毫无经验、理论幼稚到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的过程进行研究和总结。
三、去除重要党史人物身上不真实的“光环”和“污水”
在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随着共产国际档案显示的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真实情况逐步呈现，与之相关的陈独秀评价问题，也逐步向更加客观的方向转变。
长期以来陈独秀在党史上都以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形象出现，2002年修订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则认可陈独秀是中共的创始人、五四运动的旗手，同时将他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右倾机会主义”。不久，又改为“右倾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