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市公安局的特务间谍活动是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指挥下，遵照美蒋旨意进行的”。《报告》上报中央，于10月7日以中发（68）142号文件转发全国，成为谢富治等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根据，在全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在谢富治的煽动支持下，“砸烂公、检、法”成为当时造反派一个主要的口号，全国的公安机关都陷于瘫痪。谢富治在“文革”期间的各项罪行，以提出“砸烂公、检、法”这项罪行波及面最广、造成的危害也最大。
在公安部，谢富治伙同康生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公安部除了副部长李震、政治部主任施义之外，所有的副部长、正副局长、大部分处长都被逮捕、关押，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尽管周恩来愤怒地斥责谢富治的行为是“剜心战术”，但谢富治仍召见公安部处以上干部，宣布“夺权的大方向完全正确”。后来，周恩来多次要求谢富治解放一批公安部的干部出来工作，但谢富治都没理睬。
在所谓的“破四旧”中，谢富治也是毫不将法制放在眼里。1966年8月，北京首先掀起了“破四旧”的狂潮，打人、抄家的恶浪波及全国。林彪在8月18日的讲话中鼓动红卫兵“大破四旧”。
谢富治紧随其后，在甘肃、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竟然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