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制《公安六条》制造冤案
谢富治的工作主要是在公安系统，他对公安系统造成的危害也最大。1966年12月，谢富治炮制了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
谢富治还“谦恭”地写信给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等人，说“因为我们水平低，不可能搞出一个像样子的东西出来”，“千万请你们几位同志帮助写一下”。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公安六条》。这个《公安六条》造成了大量的冤案。根据该文件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以现行反革命论处”。而在实际工作中，又扩展到了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不满的，也是“反动行为”，要“依法惩处”。
当批斗“走资派”开始成为主流后，一些干部子弟的红卫兵不理解，组成了“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联动”打出了“打倒谢富治”的口号，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曾6次冲进了公安部。
谢富治秉承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旨，下令先后抓了400多名“联动”成员，投入狱中。他恶狠狠地说：“‘联动’是一批反革命分子，将来我非枪毙他们几个不可，要杀一儆百！”
1968年1月，康生伙同谢富治制造了云南“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迫害，1.4万人被迫害致死。2月，康生又伙同谢富治制造了内蒙古“内人党”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