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时代存在的永远是勇敢和责任心，奉献爱国的人，而不会局限于哪个性别身份。
但是知乎某些人士就无聊了，甚至搞出当代男性不够雄性，偏娘的话，社会氛围不推崇和强调男性气质的话，这国家就要集体玩完的历史算命学。广场政治学进化成天桥政治学。按这逻辑看来，不少人觉得阿拉伯-黎凡特暨安纳托利亚泛突厥YSL超级大帝国是世界最牛逼国家。
显然这问题属于一种对男权秩序再造的神话，根本不具备现实意义。靠摸相和类比来解释现有的社会现象，动辄诉诸民族性，其实没多大意义，这属于某种再造的谶纬思维。解释某些地区发展问题的模型很复杂，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男权文化盛行但是国家或政体更加羸弱的例子。
而且日本社会的例子是不恰当的，日本反而算是男权秩序较为深重的国家，性别角色极为顽固，传统思维中适婚年龄后的女性职员，在同企业相似工作岗位上相对于男性工资少了很多和大量职场性别歧视、规训，使得女性的社会活动空间较为狭窄。而你日本本国“反性别规范”的现象，更多是流行文化符号的东西，体现的是现代性后文化元叙事和元主体崩裂后，消费主体代替了元主体，各种深度定制的亚文化崛起并伴随亚文化形成自己的衣着身份符号甚至语言组织方式，一个自我命名的过程。日本亚文化的昌盛除却长期的文化产业积累以外，人在压抑的主流文化（包括性别文化）的空隙中寻找自我主体性的一种需求，消费文化在一些空隙里面驱逐了传统性别元素方式。但是它并没有消解掉原有的文化惯习，虽然有些皮面改变，原宿淘的男装加个花美男造型的人完全有可能比东京西装大叔性别观还男权，维护男权思维的也可能是女性。
性别文化的本质主义，依赖的是一套男权制的文化生产体系，用爱德华•伯内特•泰勒逻辑来说”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性的复合体”。
现在的文化定义倾向于更明确地区分现实的行为和构成行为原因的抽象的价值、信念以及世界观。换一种说法，文化不是可观察的行为，而是共享的理想、价值和信念，人们用它们来解释经验，生成行为，而且文化也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之中。最重要的是，当代性别文化，本身在强调一种社会结构，男权制的社会结构强调的是一种为了社群整合的支配体系，在Meyers的女权主义批判那里，男权制本身是将女性排除在政治公共领域外的一种管理技术，而这种性支配权力此处是生产性的而不仅仅是压制性的-----即男权制的文化生产，不是简单的让男性在日常生活中压制女性，而是生产了一套隐藏了支配关系的社会角色，让你往自己头上套。
而传统男权文化中的女性气质，本身就是消解女性主体性把女性放在客体化位置的一种逻辑产物，当然在这种男性凝视下，女性形象自然往柔弱和非自主上靠。那么在自我选择中突破传统性别角色限制寻求主体性的女性（哪怕只是健身练大肌肉而不是局限于川字，或者是性理念开放一些），无论是选择事业还是选择以往主流是男性的领域，都容易遭到猎奇甚至负面的评论，而传统公共领域被男权性伦理支配，虽然部分被消费媒介稀释，但这个逻辑还一直存在。
当然，以上提到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有生产关系的意味在里面。正如同布伦纳强调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定居先于农业”，当然从人类学上严格来说不完全正确，因为有种模式叫“游耕”），而生产关系的变革本身也在和文化工业生产有关系，Gayle Rubin在《性“政治经济学”笔记》中将性别文化视作一套生产关系变革期间的“一套安排”，虽然标榜是传统意义“生理性”决定的，但更多是人工干预塑造的“”生理性”，某些人学了一两个名词开始替还没形成定论的神经认知学界给宏大性别问题下生理决定论。
文化工业中关于衣着时尚和亚文化的去性别化本身和生产关系变迁也有关系，同时还和消费主义有关。传统农业社会甚至早期工业社会中男性主导生产的社会模式随着后工业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已经完全与性别本身脱节了，自然性别的身份符号和自我命名方式也是反传统性别角色的，相当于是身份政治变迁而已，性别文化此处只是性别生产关系的二阶翻译，从这个角度来说更广度的社会性别概念被广泛接受并且原因与性别捆绑的气质被解绑，也是这种生产关系变革后的产物。当然消费主体的身份政治变迁并不能直接消除男权社会依赖的社会基础，去政治化的政治本身无法取代真实政治的变革，这是另一个话题。
另外，现代人遵守的“男性气质”也是个再造的产物，他的历史不比他们鄙视的“娘”早多少，它混杂了部分男性的自我想象---具备公共理性，公民兵般的责任与义务，血缘部落时代强调的猎人般勇敢，骑士道德的低配版对于女性的让度，宗族道德里用资源找补让女性为宗族血缘无条件奉献等等一系列重塑出来的东西。首先这些东西中西方混杂，自我标榜意味浓厚，而且是某种男权秩序浪漫化的解读，而且和性别本身挂不上钩，勇敢这种品质属于任何人而且未必要是男权意义上的勇敢，公共理性与否和受过社科和逻辑教育相关性远比性别大，骑士道德在女权主义论述中一直被视作不必要甚至是控制手段。一种政治浪漫化的男性气质本身就是个阳具神话，这种阳具神话的出现和翻译出现在各种文化社群甚至不同性别文化之中，受众也不仅仅是男性。
德国现任防长是一位女性妇科医生，其军事观点，强硬到要组成欧洲联军，激进欧洲主义论调，政治表现雄辩，这更多和她政客的自我塑造方式以及政治立场有关系而和性别挂不上关系。而当代社会分工中，个人素质更多强调专业性的社会角色而非性别角色，“一个专业的投行人”或“技术水平高的程序员”的角色重要性远高于一个“写程序的男性/女性”，何况后者充满着大量性别刻板印象。
所以当代消费主义生产了太多身份，审美身份基本上只是亚文化产物而已，更多作为一种消费品存在，这种消费品可以说亚文化特色的符号，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而性别分工解体后，给予社会分工的品质就完全和性别本身脱节了。后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在一个局部层面上，带来了人本身的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