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如实回答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然后就转入了正题。我父亲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了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就在毛泽东同我父亲谈话的几天后，家里就被强行拆下电话，断绝了我父亲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事态发展很快急剧恶化，到3月，毛泽东的态度也明朗化了。3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把运动中揭发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并指定由康生负责这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客观上给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残害我父亲，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父亲从弟弟妹妹买回的小报中看到张春桥等人说我父亲曾经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还自称“红色买办”。我父亲感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背后藏有杀机。3月28日当天就给毛主席写信，驳斥张春桥等人在电影《清宫秘史》评价问题上的造谣诬蔑，以澄清事实真相。
可是，这封信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4月1日，各大报纸一齐抛出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文章继续散布我父亲赞扬《清宫秘史》的谎言，同时肆意诬陷、攻击我父亲：“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