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认为，
【违背一国的比较优势去进行产业和技术上的赶超，结果总是欲速则不达。……我国发展层次还很低，所以很容易使人产生急躁情绪，但是，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拔苗助长是要不得的。绝对不能一时头脑发热而不顾经济全局，孤注一掷地举全国之力于少数几个我国目前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这方面我们吃的苦头够多的了。】
林毅夫还拿韩国三星的芯片来吓唬中国：
【韩国企业的发展模式通常和三星电子相似，追求等级较高，资金密集程度超过其资源秉赋的技术和产品，必须依靠外债来补充其国内资金之不足，结果利润率较低。在1997年时，韩国30家主要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率为350%，有些竟然达到1200%，而资金利润率却非常低，达不到0.5%，当国外的金融风波一起，外国银行和投资者看到韩国企业利润率低，对还本付息失去了信心，不再给予新的信贷，并开始回收资金时，这些大型企业集团立即陷于岌岌可危的状况，韩国经济也立即应声而倒，出现危机。……在1997年开始的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中受创最重的经济，其原因是自70年代末以来，韩国经济渐渐偏向赶超战略，热衷扶植大企业去发展资本密集程度超过其要素秉赋结构的产业，结果，生产的产品的成本较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成本高，在市场竞争中盈利能力低，甚至亏损严重，导致高额负债，当国内资金不足时，积累了大量的外债，在其它国家发生金融风潮时，也就难逃骨牌效应的影响，而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的伤害。】
今天来看，如果韩国当年不是因为在芯片技术上争得了一席之地，在今天手机业务萎缩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今天继续保持发达国家地位？自始至终，韩国、日本、德国及美国政府没有采纳林毅夫之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建议，而是采用政府扶持赶超+高关税的李斯特模式发展自己的核心产业，这是他们能够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进程来看，当年的中国接受了吴敬琏、林毅夫们的建议，而否定了马宾、高梁等人的建议。除了铁路和航天两个领域外，当时中国绝大部分掌握核心技术的体制内骨干，都在新自由主义势力打击、摧残下流失。在80、90年代，中国许多本来生机勃勃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项目被人为地废止、下马。在当时国企联想发展路线问题上，柳传志也赶走了倪光南。这是中国IT行业无比悲哀的一个转折点，这就是中国今天只有一个华为的原因。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不妨从世界各国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历史中，找到一味治疗中国“芯”痛的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