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还在努力避免开放对已有的结构和产业形成的冲击，尤其是保护夕阳产业，全力避免失业率上升。日本政府、日本企业就像呵护孩子一样，不愿意员工就业受到冲击，回避国际竞争，排斥外来资本和商品。中国不应该重蹈日本的覆辙，应避免在贸易战过程中，在杠杆率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的背景下，继续依靠金融和财政政策刺激内需，而应扩大开放，引入竞争，实现市场优胜劣汰。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刚刚执行去杠杆政策，市场就做出激烈的反应，以金融危机、失业、社会动荡等理由要求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次，日本在谈判过程中存在两个误判。第一，挤牙膏式的谈判过程让贸易摩擦长期化。日本总是迫于美国国内政治压力，选择在某个领域让步，双方签订协议后，美国再次提出新的要求。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通过拖延的方式，花最长的时间做最少的事情，而在日本人看来，美国总是一项接一项提出新要求，这又强化了日本人被动挤牙膏的方式。
第二，日本没有意识到，美国反对谈判中的结果取向，即，日本认为美国是追求利益，只要增加进口美国产品减少顺差就会让美国国会满意。事实上，美国更重视公平的规则、市场开放与透明度，并不单纯是为了本国贸易利益，而是要求给予竞争机会平等。因此，中国应该在市场开放与规则建设方面逐渐并加速与国际接轨，这也是提高本国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其三，日本经济转型升级在1970年代末就基本完成，但是，在强调技术创新与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并未重视分配，过度重视就业与等级制，逐步丧失活力。在1986年“广场协议”签署之后，日本企业广泛而积极地参与到金融投机活动中去，影响了技术创新的投入。在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企业出现很多“泡沫技术”，即只是给产品增加某些讨人喜欢的特征，而不是实际新功能的技术，这也是日本错失信息产业革命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