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拒绝在多边框架内解决贸易失衡，而是采取双边摩擦以及利用自身优势进行“贸易管理”，强迫对方扩大国内市场，降低贸易壁垒，甚至要求对方限制出口，而不是约束本国的消费，也不愿直面本国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事实。
两次贸易摩擦都发生于美国刚刚走出一场持续的经济危机之时，分别为滞胀危机与次贷危机，往往这个时候需要产业升级与技术革命来驱动新一轮增长周期。根据美国的经验，在两个周期交替之时，低迷的经济会导致企业无力投入研发，而且新技术在最初商业化阶段可能持续亏损，政府扶持在产业变革与技术革命阶段显得异常重要。美国需要在这一阶段打压竞争对手，通过政治手段阻止对方技术升级，尤其是反对政府参与，防止出现挑战美国的技术力量。
1985年，通过签订《市场指导型分领域协议》，美国强迫日本开放医疗器械、超级计算机等市场；1986年两国签署《日美半导体协定》，日本承诺自主限制出口和在日本市场接受外国造半导体，这被认是日本半导体产业走向没落的原因之一；1989年，美国对日本发起了三起“301调查”，分别是关于卫星政府采购、超级计算机政府采购以及木材产品的技术歧视性使用等，日本不得不放弃自主开发卫星的计划，航天事业发展陷入停滞。
现在，美国以贸易失衡为由对华发动贸易战。实际上首批500亿美元加征关税商品清单全部对准《中国制造2025》领域的高科技产品，打压中国产业升级与技术革命的目的明确。不过，美国主要担忧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在军事上的应用）影响美国国家安全，而人工智能主要依靠大数据与算法，因此，美国对中国在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先天优势并不能依靠贸易壁垒进行干预。
在两个时代，美国都对本国自由贸易理念与盟国责任提出了质疑。特朗普在1980年代针对美日贸易摩擦的一次电视专访中，明确认为日本在占美国的便宜。作为企业家，他认为贸易应该对等，否定全球化下的分工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