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拉自己的帮派之外，林彪奉行的原则是“毛主席同意我同意”、“毛主席划圈我划圈”的“紧跟”策略，自己轻易不出头。接见外宾时，他一向不愿意去，只是毛泽东出场要他作陪时，才勉强走一下。平时，林彪没日没夜地考虑问题，在阴暗的屋子里制定大大小小的军事和政治方案。
他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通常是听秘书讲文件并由秘书代他在文件上画圈。表示同意时，他就抡起胳膊在面前画一个圈子，秘书就在文件上划一个同样的记号。如果有话要说，就由秘书记录。他不同意时，就说“不予答复”，或者做一个压下去的手势。
后来“批林”时揭发材料说，林彪所“圈阅”过的文件，其实都是秘书画上去的圈，这讲的是实情。
在很长时间里，林彪活动的方式是“转车”，即坐上汽车开到野外狂奔，在颠簸中感到一种快意。而到了1970年秋天以后，这种仅有的外出活动也变得很少有。
庐山会议的失策，使林彪陷入深深的懊丧烦躁之中。他本来就不苟言笑，现在更加沉默寡言了，除了不定期听秘书讲点儿中央文件外，其他方面的文件很少听。他减少了会客，常常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踱步，一圈接着一圈，不停地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