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华国锋再也没有在国宴上露面……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华国锋究竟犯了哪些“左”的错误有如下具体的论述：
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曾谈及了《决议》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的问题：
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11月政治局会议的通报相衔接。现在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许多措辞比通报要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邓小平指出：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华国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保持到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