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国人进入工业文明不到100年。我有一篇文章叫做《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近代中国折在什么上？都折在一个不可能向外转嫁成本的内生型工业发展上。想学西方就得先学西方向外转嫁成本，如果没有办法学，如果只能成本向内转嫁，就要有一套制度安排，如何使成本转嫁不至于引起对抗冲突。
我拿了很多国家级研究课题，怎么让已经具有哲学意义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现实意义中的非对抗。能不能转？如果以前能转化那为什么现在不能？等等，这是归纳分析中国人的制度经验。
6、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进入了和1929-33年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大危机一样的危机。
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发生在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的1998年。当时国内的经济学家就公开讨论了中国进入生产过剩危机，唯一可采取的对策就是罗斯福新政。我记得当年北大经济中心，我那时候在政策部门，看到他们提交的报告，中国遭遇金融风暴爆发之后的问题是什么？是生产过剩。
西方生产过剩是进入二次大战的主因，若中国不想打仗，就得搞新农村建设。若然，新农村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所以水木然认为西方解决产能过剩的手段是打仗，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手段是新农村建设。走出危机的主要方式要靠以国债投资为主开展新农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