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尔等人的“分而治之论”正是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这些消极后果之上的。这一政策在目前阶段可由下列策略组成。
（1）西方国家需要对中国地方文化及地方经济和政治情况作深入的了解，了解地方政治和军事精英们，以及他们与中央政府和其他地方的关系。
（2）西方政府需要成立有关中国地方的咨询公司。他们也可在中国的地方建立自己的贸易公司。西方政府有能力用贸易和投资要求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接受西方自由价值观。
（3）西方政府可以开始把中国的地方政府视为一级比较独立的政府。这样的外交政策能够鼓励中国各省去认识自己的国际地位，为它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从长远来看，开放的中国地方政府有利于西 方的利益。
总之，由于内外力量的作用，现在很难预测中国的未来。重新回到高度集权的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同样中国在近期解体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有很多因素能促使中国往这一方向发展。外部力量尽管在影响中国的发展，但其能力总体是有限的。中国人的前途自然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但是，随着中国的瓦解，“中国威胁”也一去不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