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忆宁：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加入到第二次论证中的呢？
路风：是因为写了一个关于大飞机的研究报告。那时正是大飞机论证最艰难的时候。焦点并非是理论之争，而是人们各说各话。在《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开发的现状与对策》中我从多角度论证“技术能力是买不来的”，所以我认为运-10的下马不仅仅是抛弃了一个产品，而是同时摧毁了我们自己搭建的研发平台和研发体系，当然研发能力也就随之丧失。
2005年1月，我完成了近7万字的《中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先是在内部发表，想必决策层看到了，之后又流传到社会上。应该说，我的报告当时为更加强调自主创新的“民机派”提供了理论支持。
王大珩院士给国务院领导写信，他讲的是大飞机，但是并没有说是民用机还是军用机，所以才有后面就军机还是民机的争议。因为第一轮的论证有意见分歧，所以在2006年国务院提出进行大飞机的第二轮论证，这次论证的题目叫“大飞机实施方案的论证”。
而且国务院明确表示，第二轮的论证纳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16个重大专项的论证中。
从题目看，前提就是国务院已经决定要上大飞机项目了，要讨论的只是怎么上的问题。《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由科技部牵头编制，当时提论证专家名单的时候，国防科工委、发改委、总装备部反对我参与，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曾对我讲，既然国务院让科技部牵头，找哪些人参与论证就是以科技部的意见为主。
赵忆宁：抛开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徐冠华部长对中国科技发展以及重大战略项目的推进起了很大作用，是一个应该被记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