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编辑审核《六大以来》的过程中，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在这批文献中，有关党在白区工作的文献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就刘少奇写的文章来看，《六大以来》共收入刘少奇署名文章七篇，其中专门论述白区工作的就有五篇，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代表作基本收入了。
胡乔木曾回忆到帮助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的一个细节：在确定收入篇目时，有一篇文章是刘少奇受到当时临时中央的指责而被迫写的检讨（应是刘少奇1932年3月18日写的《我的错误》），“我问毛主席，这篇文章用不用，他说不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2页。）可见，毛泽东对历史文献的研读是非常细致的，对白区工作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也是非常了解的。
其三，在编辑《六大以来》和召开“九月会议”期间，还产生了两个毛泽东称之为“副产品”的重要文献，即毛泽东为“九月会议”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以下简称《历史草案》）和阅读了九篇文献后写的读书笔记（以下简称“九篇文章”）。尽管在这两个文献中没有直接出现“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提法，但从其中对刘少奇的评价（包括本文前述毛对刘的评价）可以看出毛对刘在白区工作的充分认可。
在《历史草案》中，毛泽东批判了“左”倾路线在组织形态上的“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在谈到1931年5月临时中央组成的问题时指出：在临时中央人选的委任上，出现了“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洛甫）”，“来掌握全党最高实权的怪事”。在“刘少奇同志”后面，毛泽东特意在括号中加写了一段话：“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此处记忆有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