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玩味的是，毛泽东也在发言中对刘少奇有所批评，除指出刘的发言把问题扩大化一般化了、过于强调主观能动性、有时忽视了“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外，还提到刘的思想方法问题：认为刘有“非辩证的发展观，似乎一无变化只是直线发展的观点”（毛泽东1937年6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金冲及：《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会议》，《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这里，除毛泽东有意缓和问题的尖锐性，以便为参会人更容易接受的因素外，对刘的弱点的认识也是洞察和深刻的。毛的评语对后来的研究者客观深入地了解刘少奇的思维特点和办事风格应该有所启示。
第二次是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
六届六中全会被毛泽东称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的会议。）
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在全会召开之前的政治局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的指示意见，结束了自1937年底开始的长达数月之久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混乱状况，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重新得到确立，并初步开展了对王明等人错误路线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