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事件”的详细经过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笔者曾另文作过叙述，在此不多赘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刘少奇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严重的政治挑战，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就在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征询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谁主持工作时，高岗还坚决反对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轮流吧，搞轮流好”，刘少奇也表示“轮流负责为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最后是毛泽东毅然拍板作出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的表态，在整个事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成为事件发展的转折点。高岗阴谋活动的盖子自此得以揭开。
刘少奇在毛泽东外出期间，受毛委托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顺利地解决了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并在高饶问题解决后，配合在杭州起草新宪法的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了新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讨论，为即将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准备。
三次代理毛泽东的职务，情况各不相同，但却足以说明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
第三，除多次代理毛泽东的职务外，还有一次是在特殊情况下作为中央的“预备队”而被毛泽东委以重任。
1946年重庆谈判后不久，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并于1947年初派胡宗南率重兵进攻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延安。中共中央为避敌锋芒，在与胡宗南部激战六天、歼敌五千余人后，主动撤离延安。
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的枣林则沟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而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为常委（后增加康生、彭真）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经五台往太行”，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30日，毛泽东将此决定致电通报正在晋西北视察工作的周恩来和晋西北根据地负责人贺龙：“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79页。）刘少奇率部到达晋西北后，又辗转来到华北，经过慎重选择，新组成的中央工委最后落脚在太行山麓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战略指挥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