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毛泽东的想法不是孤立的，得到了当时在延安的党内高层干部的认同和响应。陈云就是其中态度积极的一位。陈云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除讲了上述那些话外，还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补课或正位，如刘少奇将来地位要提高。”（《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部长的身份，陈云的话无疑是有分量的。
任弼时、王稼祥在这次会上也充分肯定了刘少奇，讲了赞扬的话。康生在发言中检讨了过去在白区工作政策上同刘少奇的分歧，承认今天看起来是刘少奇对，并说：“主观主义的错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8页。）
第四次是1942年刘少奇回延安途中。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命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历经九个多月，穿越敌人130余道封锁线，行程3000里，于年底安全回到延安。
召刘少奇回延安是1941年“九月会议”期间，在9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的，并先后以中央和毛泽东个人名义通知刘少奇回延安并参加七大。刘少奇在回电中提出：“华中工作还有些困难，须要进一步解决。请中央考虑我可否暂缓回延安。”（《刘少奇年谱》上卷，第377页。）考虑到华中的实际情况和七大推迟召开，毛泽东同意了刘少奇的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