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到陌生土地的第一年，马萨诸塞州的玉米就获得了丰收，广袤而富足的岛国环境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安全感。在此后的一百年间，这种安全感逐渐累积，并最终在外部世界一轮轮的邀请下，生成为一种布尔斯廷定义的美利坚式的命运感。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罗斯福们满怀着救世理想将军队、清教精神跨过大洋，恣肆而激情地改造着这个亟待填充的世界。彼时没有人意识到，终有一天，这种救世意识会越过欧陆的中心地带，与俄国的不安全感直接碰撞。
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场碰撞在20世纪下半叶蹒跚到来，这是一场历史地位、意识形态、道义正当性和权势合法性的漫长对抗。最终，福山的乐观战胜了斯宾格勒在一战后对西方文明终结的诅咒，20世纪国际政治的主体叙事以苏联陷入那场浩劫般的“地缘政治灾难”而结束。《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在开篇提到，“现实主义已经不再现实……那只是适用于悲观世纪的国际政治”。
最终，这成为了苏联的悲观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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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世纪的苏联叙事
在悲剧的最后几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阐述了对于国际问题的新认知，他在回忆录里提到：“大厅里坐满了听众，他们十分用心地听取了我的发言，为我起立鼓掌欢呼。《纽约时报》的评论是，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和罗斯福以来，没有任何一位世界级人物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在联合国发表高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