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亚历山大一世身骑白马进入巴黎，俄国第一次感受到自身的力量。这以后的200年里，这个国家不再畏惧，始终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理所应当感。从封建农奴社会直接跨越至布尔什维克是一种理所应当，总能在灾难降临的最后时刻爆发出强大的民族伟力也是一种理所应当。这种伟力帮助他们成功抵御了拿破仑和希特勒，并自始至终保持了紧密的民族聚合，帝国的版图一直在蔓延，从未流失。正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首任外交部长科济列夫所言，“俄罗斯注定是一个强国”。
然而与很多生而自洽的帝国不同，这个国家似乎从不相信自己会为上天所恩赐，其战略文化总是呈现出“一种兼具反省自我与怀疑他者的传统”。他分明是威力无比、不可撼动的哥萨克巨人，却总能为历史所困，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自我质疑、迷失。
自始至终，俄国的帝国逻辑充溢着一种悖论式的不安全感，越是觉得恐惧，越是疯狂地向周边扩张，站在边境线紧张地向着陌生的土地眺望。在1946年的那份长电报里，凯南将之释义为苏联行为的根源，这一根源直到现在仍然在潜意识里将俄罗斯的战略文化紧紧包裹。
与俄国崛起的时间几近相同。在大洋彼岸，美利坚帝国因为其天佑的“上帝选民”属性生成了完全不同的战略文化。温斯洛普在“五月花”号上告诫那批最早前往应许之地的船民，“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
在那草莱初辟、筚路蓝缕的日子里，美国人的先父们在内心深处与上帝结盟，为自己的在蛮荒之中的孤独寻找慰藉。希金森在《新英格兰种植园》中记述道，“我们最大的安慰和至上的防护手段是——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