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谜团是，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这两个选题导致了纯如的精神崩溃和最终死亡。纯如早在1997年就完成了《南京大屠杀》的写作，而且在2004年之前从未真正表现出任何精神疾病的迹象。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的过程中，她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她几乎每天都会向我介绍自己的最新进展，并经常与自己的父母和几位密友一起探讨相关资料。
我的感觉是，与其说相关照片和阅读资料令她心烦意乱，倒不如说激发了她的工作动力，鞭策她尽最大努力叙述这些事件。令她难过的是，那些在1937年和1938年经历了如此多苦难的民众，60年后依然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她与巴丹死亡行军的许多老兵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老兵在1942~1945年遭到日军的残酷迫害。
许多老兵与我和纯如的许多童年玩伴一样，都曾是来自美国中西部小镇的男孩，因此纯如对他们怀有深切的同情。纯如做相关调研时，大部分老兵都已年过八旬，到2004年，许多已经去世，或被诊断出患了不治之症。当纯如得知一位她以朋友相待的巴丹老兵去世后，我第一次见到她因为与工作相关的问题而崩溃并哭泣。
第三个谜团是，职业母亲的压力导致了她的精神疾病。从我们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出生到纯如精神崩溃的两年间，我们雇了一位全职保姆照顾克里斯托弗，并承担做饭、打扫卫生、洗衣、购物等家务劳动。我花了大量时间照顾克里斯托弗，我的父母和纯如的父母也来帮忙。在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方面，很难想象能有人获得比纯如更好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