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斯托向助理麦乔治提交报告，称美国即便成功打击了中国核基地，也无法阻止中国在此后几年内研制出核弹。几天后，罗斯托向新任总统约翰逊单独提交的报告中又指出，中国核计划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仅是心理层次而非军事层次，因此美国没必要进行军事冒险，除非美国决心“以大规模总体战进入中国大陆”。
然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针对该报告提供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跨部门小组，“专门研究破坏红色中国核武器的方式和手段”。
尽管美国对中国核项目暂时抱以“宽容态度”，但不意味着危机解除。1964年9月15日，国务卿腊斯克、助理国务卿邦迪、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情局长迈肯在国务院开会，他们一致认为“美国不应在未受挑衅之际对华采取单边核攻击行动”，但他们也希望美国与苏联政府采取联合行动，阻挠中国进行核试验，当时苏联已经与中国完全决裂。
为试探苏联的反应，9月25日，邦迪在午餐会上主动找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交流，表示美国愿意就阻止中国研发核武器的问题，与苏联“进行秘密而严肃的谈判”。可是精明的多勃雷宁回避了该问题，邦迪据此判断苏联想给中国核开发“放水”。
最终放弃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