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同年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又写了一封侮辱性的《上毛泽东书》，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他甘为毛泽东执鞭。
岂料，时间仅仅过去两年多，形势便急剧逆转。志在必得的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往事。
作为和谈代表，苏静同样敏锐地意识到：毛泽东亲自写的信不能不送，但傅作义作为一代名将，有军人极强的自尊心，万一看到信后思想发生变化，前面的努力可能要功亏一篑，甚至很可能使傅作义因一时义愤而决定玉石俱焚。因为早在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蒋介石等43人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时，傅作义便名列其中。
为此，傅作义曾对中共中央的“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表示怀疑，直至傅作义的亲信开导说：“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做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傅作义才稍有释怀，但心中仍然害怕中共日后算旧账。万一如今看到毛泽东的信，必将更加认定中共不信守承诺。
苏静考虑再三，决定向上级建议此信暂时不要送给傅作义本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表示同意。
苏静回到城内，找到邓宝珊，一同去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傅作义情绪很好，问这问那，与苏静热情交谈。邓宝珊乘机到内屋，将信交给了傅作义的女儿、中共秘密党员傅冬菊。傅冬菊看后，也没敢将信交给傅作义，而苏静也绝口未跟傅作义谈及这封信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