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到大象村找到石六儿（七烈士之一）的妹妹石玉贞（从云周西村嫁到大象村）。问：你六哥在大象村关了三四天，你见过你六哥没有？你六哥给你说过什么？答：一开始敌人不让见，到临死的那天（1947年1月12日）早上，才让给送些饭并见一面。饭是从窗户上递进去的，六哥看见我，只来得及说了句：“我和三爷（石三槐）甚也没说，五爷（石五则）甚也说了。”敌人就把我推走了。
回湖南后，我将收集到的情况及心中的几个疑点，综合起来分析研究，得出结论：石五则就是出卖刘胡兰的真正叛徒。然后，在年轻同事的帮助下，写了8份申诉材料，分别寄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共青团中央、中共山西省委、中共榆次地委（当时文水县属榆次地区管辖）、中共文水县委、中共云周西乡党委，给我二哥陈德照也寄了一份，自己留存一份。
材料寄出去后，过了好长时间，收到中共榆次地委的回信：“所反映情况很有价值，将严肃对待”。我继续写信反映、催促。到1958年后半年，才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的过问下，成立了破案组进行调查。
1958年12月19日，文水公安局将调查结果报送汾阳县政法办公室（当时文水县、交城县、汾阳县合并为汾阳县）。12月30日，公安局又报送一份补充材料。但汾阳县政法办公室搁置未及时处理。
直到1959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郑林到云周西村视察，对文水的有关人员进行了严肃批评，说石五则的叛徒嫌疑那么明显，远在湖南的陈德邻同志都非常执着地进行反映、调查，你们就在文水，就在烈士身边，竟然不吭不哈，让叛徒逍遥法外，让烈士含冤九泉。随即指示加强力量迅速进行调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