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这三个疑点，我越发怀疑石五则是真正的叛徒。但是，当时正处于战乱年代，未能找到确凿的人证、物证。不久，我随军南下，这事也便搁起。
1952年，我看了电影《刘胡兰》，说我三舅石三槐是叛徒，我震惊了，编撰人员的依据是怎么来的呢？此后，我开始了长达7年的调查、申诉之路。
我首先写信问一个姓梁的作者，问他是谁给你讲石三槐是叛徒的。作者回信，说是我八叔和大舅母讲的。
1957年春，我调到湖南省吉首县任中共吉首县委组织部长。这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文水，回到了生我养我的云周西村。
我先找到八叔和大舅母。问：你们凭什么说我三舅石三槐是出卖刘胡兰的叛徒？答：是石五则告诉我们的。
再找到曾与我三舅石三槐一同被捕的张生儿。问：1947年1月8日，你和石三槐、石六儿、石五则一同被敌人抓到大象村，敌人是如何审你们的，到底谁叛变了？张生儿在我一再地追问和开导下，犹豫了很长时间后，方垂下头说出了所经历的一些情况：“1947年1月8日，我和石三槐等人被抓到大象村后，先审的石三槐、石六儿，他们都挨了打。接下来，叫走了石五则，石五则还没回来，就把我也叫去。
敌人也没怎么审我，就逼我跟他们到云周西村参与抓捕、杀害刘胡兰等人，我始终吓得不敢吭声。站在一旁的石五则对敌人说：‘张生儿没问题，我两个肯定好好配合。’我还是没有吭声，是石五则把我拽回了监舍。1947年1月12日，敌人把我们带回云周西村，我虽没有直接参与抓捕、杀害刘胡兰等七烈士，但为了保命，手里被迫接过了敌人给的棍子，吓得浑身发抖，挪不了步。正因为心里有愧，所以刘胡兰被害后，我就窝在家里甚也不敢说。石五则在村里胡说石三槐出卖了刘胡兰，我也不敢出来揭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