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沈崇当年是否是中共的“美女特工”，其实并不重要。退一万步说，即使中共地下党当时确实利用“沈崇事件”，引领民众掀起反国民政府高潮。从某种意义上说，“沈崇事件”也是进一步引发了民众对腐败国民政府的反感并加速了其灭亡，不过顺应潮流而已。
2010年，谢泳先生对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发生的“沈崇案”的质疑，从而导致对那次所发生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爱国学生运动的否定。我读后很反感，而对《书屋》杂志2010年第十期发表的石天河先生对谢泳文的反驳的观点，则十分赞同。确如石文所指出的：“不仅使现在还活着的当事人伤心，且对她的亲人、子女都有精神的伤害，从人权或人道的观念来说都是不应该的。”我觉得现年已耄耋的我也有责任谈谈自己在这问题上的亲身经历、感受。
早年的见闻
我是成都市人。很多人都知道，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日寇即对我抗战大后方城市如重庆、成都、昆明等不断进行狂轰滥炸，这些城市的民众死伤严重。1941年日、美开战，我国与美国结成为反日、德、意法西斯的盟友。翌年战局即变为美强日弱，美军派出大量的“B29”巨型轰炸机（我们亦称为“空中堡垒”），以成都、昆明为基地轮番轰炸日占领区机场和日本本土城市，如东京等。
从此日机不敢再来，我们抗战大后方的城市民众都很高兴，从此就不再日夜忙于躲日机的空袭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城市进驻了美国空军及其地勤人员，他们的素质良莠不齐，我们这些抗战大后方城市市民也日益不满不守军纪的美军的骚扰。我们最常见的也是，不少美军驾着吉普车，载着年轻的中国妇女（多是妓女，少数是上当受骗的女大学生，市民称之为“吉普女郎”）在大街上飞驰，有时他们的吉普车横冲直撞，辗死辗伤一些市民、孩子也不管。成都最繁华的商业区—“春熙路”上的一些大饭店则成为他们寻欢作乐、玩弄中国妇女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