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我国自古代就很发达的史学，历来就讲求反映历史真相的“信史”。以史求实，以实求理。中国学术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主要来自史学，而把那些歪曲篡改的“历史”称为“秽史”，加以鄙弃。“前车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也只有好好研习秉笔直书的“信史”，才能真正得到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像伟大的古代史学家司马光所说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起到以史为鉴的巨大作用。
也因为须讲求“信史”，我国也重视考据学，考证历史的真相。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名学者段玉裁讲到考据学时就说得好，“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论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
可叹的是，时间才过去半个多世纪，也曾写过一些好文章的谢泳先生竟根据美国政府有关当局新近解密的档案（也就是“底本”）来对抗暴这样正义的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提出质疑。这的确是很轻率，不慎重的。第一，从本文前面我们的亲身经历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政府有关当局新近解密的档案与蒋介石政府为偏袒不法美军所炮制的对清白无辜的女大学生、我们的爱国学生运动的造谣、诬蔑毫无二致，十分雷同。
第二，当年“抗暴”等爱国学运的回忆录和专著，新中国建立后，已有大量出版，谢先生如果稍作考证也就不会轻信什么美国政府有关档案。谢先生这样质疑，以讹传讹，真是不足为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