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公安局在文革中后期以“流氓”罪抓捕了不少青少年。皮艺军此时正在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当预审员，他回忆说，被当作流氓抓进来的，“一问他，百分之百都看过《少女之心》。基于此，后来公安机关就认为，凡是流氓都看过《少女之心》，倒推过来，凡是看过《少女之心》，就会变成流氓，于是，看《少女之心》和性犯罪之间就有了固定的因果关系”。
“当时中国还没有犯罪学的研究，在没有对照组数据的情况下，就用这种线性思维。其实这种判断并不正确”，皮艺军说：“那时候没有人对未犯罪的少年进行调查，统计一下有多少男少女看过《少女之心》，所占百分比是多少，就直接把《少女之心》当作影响犯罪率的因素”。
1979年，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青少年教育问题工作者廖岭珠在上海社科院出版的《社联通讯》1980年增刊第七期《少女犯罪与性爱心理初探》一文中写道：“据某中学一个班级的不完全调查，43名学生中，承认看过《少女之心》等黄色手抄本的就有13名，有些学生甚至在上课或自修课里抄阅这类书刊”。但是这些孩子并未犯罪。实际上，大多数传抄《少女之心》的案件都是因为追查其它案件时被连带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