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关于“大跃进”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如何估算“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这是官方的称谓，国外有人直称为“大饥荒”)的人口死亡数字，曾经是“大跃进”研究中的焦点问题。
而后，很多学者不再纠缠于具体数字和究竟几分“天灾”几分“人祸”的锥心追问，收藏起历史伤痛，开始更加冷静深入、全方位的研究，从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心态史等角度“各个击破”。
历史事实清楚了，人们心中的评价自然客观。的确，历史永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有学者根据水文气象和粮食统计资料进行研究，认为1959年到1961年的确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持续的自然灾害，并非“风调雨顺”。从农村粮食减产看，自然灾害大于决策错误;但从农村集中缺粮情况来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
刘少奇通过调查得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是成立的。可见严重灾害会迫使人们尤其是国家治理者对社会政治和政策进行反思。因此，天灾和决策失误纠缠在一起，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天人之惑”。
再比如1962年初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处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距离中点，可以说又是一个中共党史重大关节点，但长期以来缺乏完整研究。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填补了这个空白。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出自历来观点正统谨慎的中央文献研究室。
该书根据不少独家史料和访谈资料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林彪等重要党史人物的言行作了有说服力的剖析，并认为毛、刘对形势的不同估计，“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成为后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潜因”。特别是关于政治局常委、中共第五号人物陈云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为何没有发言的“悬案”，书中有十分精到的分析。
五、继续揭示和解读“历史真相”还需努力
中共党史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既是老百姓“渔樵闲话”的佐茶谈资，似乎还含有不少神秘成分(中国曾经历政治气氛深入骨髓的年代，至今余声未消)，同时又是严肃的、对众多学者具有强大吸引力和挑战性的历史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