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主流观点是,代表大资产阶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是因为当时党的领袖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结果,由此还得出“知识分子立场软弱”的结论。
这个结论其实是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宣布,以后长期沿袭的。
多年以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大量相关档案陆续公布于众,大革命历史的书写才得到应有的调整。多位学者潜心梳理史料后发现,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服从于苏俄国家利益和革命实用原则,选择了扶助国民党的对华策略,强迫共产党协助国民党工作,不允许共产党谋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的领导地位,甚至联共(布)顾问鲍罗廷公然向他们提出:在现今的民主革命阶段,共产党人就是要甘于给国民党“做苦力”,至于“当主人”则还在看不见的将来。
陈独秀本是中国思想界精神领袖,一直宣称“要独立自主地干”,岂能忍受处处受制于他人?于是他又是与鲍罗廷争执,又是与党内同志开会讨论,又是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写信申诉,甚至要求撤换鲍罗廷,但最后总是困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听从鲍罗廷的主张。
大革命后期所谓陈独秀向国民党右派的“三次大让步”,包括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都有共产国际代表在里面起着关键作用。
等到国民党右派羽翼丰满、实力在握,与共产党决裂的企图已如黑云压城的时候,共产国际才发出让共产党予以坚决抵抗的训令,可惜为时已晚。所以这一头的“好”,经过大量学者的文献研究,发现要打很多折扣。
大革命失败明白无疑地显示了共产国际对华策略的严重失误,但共产国际却把一切罪责全部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特别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身上,说是因为他违犯了共产国际训令的结果。这就与联共党史有点关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