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者也普遍更加重视严格的原始资料研究。如李玉贞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俄文本和英文本进行了精细的文本分析后，提出它们极有可能并没有在会上通过，而仅仅是供讨论的草案，甚至可能只是一个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材料。
再比如为什么党的主要创建者陈独秀、李大钊都缺席了一大呢？有人研究指出，是因为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认为党在1920年已经成立了，开会只是马林张罗的一个共产国际看重的仪式，加上事务繁忙就不去了。
如北京小组接到会议通知后，认为是小事一桩，相互谦让一番后，由两位北大学生张国焘和刘仁静赴会。总之，当年党的创建者们似乎都没有预见到一大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意义。
关于一大的研究越深入，越发现它的真实情况远远不如想象中的神圣，比现在规模庞大的全国党代会差得太远。这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扫兴，但人们由此可以去深刻体会一个后来十分显赫的大党的草创时期的复杂和艰辛。
二、翻开尘封的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档案，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共产国际是由列宁创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机构，与各国共产党关系密切。但中共党史研究中长期对此重视不足，尤其在强调路线斗争的年代，除了批判王明“教条主义”是打着“共产国际路线”旗号搞宗派统治外，对其他“错误路线”的批判都不怎么提共产国际。
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指导的作用，建国后周恩来曾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评价：“两头好，中间差。”两头是指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中间是指土地革命时期特别是王明、博古负责时期。
抗战时期好理解，当时共产国际已经快解散了，不再直接向中共发指示，基本尊重中国党自行处理本党事务。但大革命时期情况就复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