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检讨中还对历史上一系列的“错误”进行了检讨，尤其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内容，对自己的错误“加码”。
检讨写完后，刘少奇将检讨稿报毛泽东审阅。
14日，毛泽东复信刘少奇：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刘少奇马上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写信说：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再酌加修改，再做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9月19日，周恩来将刘少奇的检讨和毛泽东的批语印发有关人员征求意见。
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承担了主要责任。林彪、陈伯达、康生在会议上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毛泽东并没有这么看。他在24日、25日的会议上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表态已经于事无补。
此后，刘少奇并不是每次会议都要出席，直至没有给他任何通知，他也就不可能参加任何会议。
除了作检讨外，刘少奇逐渐远离了决策层，但并没有远离“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12月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开展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林彪在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
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第一次上升为历史问题。
他们的历史开始被污蔑，被不知情的人们怀疑。
针对刘少奇的“革命活动”也很快逐步升级。1966年12月，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受张春桥授意首先公开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公开贴标语，撒传单：“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等等。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