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日军大举出兵中国时，曾自吹“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结果苦战近五个月才打到南京，日本托德国大使出面提出的停战条件，也因过于苛刻而不被国民政府接受。此时，日本最高层选择在中国的首都制造一场大屠杀，显然是为了恫吓中国人民，逼迫国民政府尽快屈服。没想到的是，这次大屠杀反而激起中国人民更强烈的抵抗。看到这一情况，日本当局才改为掩盖这一暴行，后来在中国虽继续实施一系列屠杀却不大张扬，并且更注重通过诱降策略，分化中国的抗抵力量。
南京大屠杀规模如此之大、手段如此凶残，与“大和民族至上”精神的毒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本社会上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对中国人称“支那”还嫌不足，进而呼为“强克猡”(“猪猡”之意，由骂清朝男人梳辫子而称为“猪尾巴”“豚尾奴”发展而来)。不难想象，受这种辱华情绪煽动的日本军人，自然会放手对中国民众实行屠杀。
上世纪50年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悔过的日本战犯在反思犯罪的原因时，都说“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成人，感到如同屠宰猪羊一样……”
这种法西斯式的“民族至上论”，驱使着整个日本“皇军”都格外野蛮凶残。东京审判时，法庭曾出示盟军缴获的德国外交档案中驻南京大使馆的报告，因当年德国人是日本的盟友，可在城内自由活动，其了解情况更多，也更具真实性。报告中的评价便是：“犯罪的不是这个或那个日本军人，而是整个日本军队，它如同一部开动着的‘兽性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