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兵力最足的当属三野和四野。一野因为担负的只是中央安全，大兵团作战经验不足，只是到最后与晋绥军区重组，最高时总兵力达到34万人。二野在挺进大别山时伤了元气，最高时也只有28万，是四大野战军兵力最少的。三野最多时兵力超过82万，而四野最富，总兵力达到150万。这也是外军把三野和四野称作是正规军，一野和二野称作游击队的原因。
刘伯承也算是生不逢时，虽为一代名将，野战能力并不高。一方面是他率领的第二野战军，抗日时期默默无闻，解放战争因为千里跃进大别山伤了元气，没有单独完成重大战役。另一方面由于邓小平的瞎折腾，夺走了他很多功劳。加之解放后不得济，既不像邓小平那样三起三落惹人眼球，又不似林彪那样死的轰轰烈烈。本想在军事教学方面开拓一片新天地，未料遇到了彭德怀这种死缠烂打。只好退居幕后，乐得休闲自得。
虽然如此，二野的作战指挥还是刘伯承当家，邓小平只是陪衬。然而在邓小平主政时，各种宣传都是“邓政委”，把刘伯承这个作战实际指挥者撇到了一边。
邓小平与刘伯承的关系并不融洽
在邓小平和其子女的回忆文章里，他与刘伯承的关系简直比亲兄弟还亲。然而许多文章都提及到两人矛盾较深。
刘伯承与邓小平在挺进大别山时隔阂就很深，闹到不在一起吃饭的地步。据说毛泽东派陈毅担任副司令时说“两个四川人吵架，你这个四川人去劝劝。”（引自：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第364页）。
刘伯承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受到批判，邓小平是中央反教条主义的领导小组组长。是他组织和领导了对刘伯承的批判，而且直到1986年刘伯承去世，仍不给他平反。
据说刘伯承儿子刘太行曾说过这样的话：“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伯承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打了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又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刘伯承的二女儿刘弥群在接受研究者采访时也说出了几乎同样的事实，并说她母亲给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刘伯承最终才获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