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渡江战役前，刘伯承在指挥室里对邓小平说：“将来过了江，我就不带兵了，把部队都交给粟裕，我去办一所军校，教出更多的粟裕来”，从这段话可见刘伯承的光明磊落和对粟裕指挥才能的肯定。毛泽东更是把淮海战役说成是“粟裕硬把夹生饭吃了下去”。充分说明淮海战役谁唱主角谁是配角。
而邓小平却在79年的文选中恬不知耻的说出“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说这种贻笑大方的话也不脸红。
至于说解放战争时期第二野战军歼敌数更是难以区分，因为从淮海战役开始，各野战军都是联合作战。在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很多歼灭战都是赶鸭子式的。
刘伯承的正规战不适合游击战
毛泽东逝世后，由于邓小平上台主政，邓小平的129师被无限拔高，成了抗日和解放战争的主力。一些重新上台的二野战将们借邓小平的威风，到处吹嘘夸大战果。一些电影电视主题都围绕着邓小平做文章，误导了社会，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走向了歧路。
比如关家恼作战。129师几个团上万人围攻敌冈崎大队（营）600多人无法取胜，连彭德怀都称之为败仗。然而在彭德怀去世后，许多人把错误归结到彭德怀身上。这些人也不想想，即使这场仗不该打，二十几倍于敌的129师打不过日军一个营，自损两千人还被大部逃脱，在那儿也说不过去。
彭德怀与刘伯承历史上就有矛盾，更多的是工作方法和习惯上的。
1933年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曾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红军在南丰作战中，彭德怀曾大骂：“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
1944年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认为百团大战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这也是针对彭德怀的，而且是庐山会议彭德怀罪状之一。
解放初期，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全力打造“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学校”。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刘伯承受到批判，被迫辞去院长兼政委的职务。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来自刘伯承二野的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几乎全师覆灭。彭德怀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即使两人如此多的矛盾纠结，在彭德怀被打倒后，刘伯承仍然说“彭德怀整过我，但不是出于私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