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水公共产品供给角色
并且，如果说红旗9进驻永兴岛当中的军事意味、国防功能可谓浓厚，并受到外界关注，王毅17日回应此事时除强调“部署有限、必要的防卫设施”，传递出来的另外一重讯息或许就没那么容易为外界所容易领悟。他明确提及，在南海有关岛礁上进行的建设将为南海周边各国和地区提供海上公共服务，这样一种目标如果最终得以达成恐怕比单纯的军事部署更具意义。
正如曾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审的邓聿文指出的那样，北京在南海问题上主要面临着以下几个难点：一是北京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使中国把追求一个和平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作为自己外交的优先课题，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诉诸武力，以免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二是国内的维稳需要也使得领导人在“外患”与“内忧”间选择先处理“内忧”；三是中国的军事力量近年虽有长足进展，但要在南海作战尤其是保住作战成果，海空军力量还嫌不足；四是有关声索国作为东盟成员，北京要面对的其实是整个东盟，如何避免东盟过度卷入进来，北京还没有好的办法；五是时至今日，外部势力尤其是相关大国，借口航道安全越来越深地插手南海事务。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若是采取单打独斗，对手则有南海声索国、美国等域外大国、东盟，北京面对的将是这些势力的结合。针对于此，增强自身实力自然是突破困局的必要条件，但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单凭此恐怕仍难真正解决，东盟特别是南海各声索国的配合更是中国纾困所亟需的。
“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这样一种“亚洲悖论”不仅在东亚地区持续存在，在南海问题上同样有所体现。包括越南、菲律宾等争端方对华虽存经济合作诉求，在政治、安全领域却也戒心满满。这不仅因为不存在诸如同盟关系这类共享制度恩惠，让双方难以准确预测彼此行为，使得彼此对对方往往心存芥蒂。更重要的是，仅靠对外贸易来维系的两国友好关系，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稳定。针对于此，许多历史上的超级大国的经验很值得中国学习，通过担当全球公共物品提供者，向外界提供“便车”能更好地实现利益捆绑，并约束搭便车者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