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 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8日,由于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了为减税请愿的商贩,台北市民展开罢市、游行请愿。[详细]
6月9日下午,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军分区的不来)。黄还传达了毛泽东讲的一个理论问题,他说:
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推动)社会存在。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开始直接过问这次军委会议。反“教条主义”开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对此后会议的发展,黄克诚回忆说:
中央委托邓小平召集各位元帅开会,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毛主席召集主席团和组长座谈,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大鸣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训,着眼于团结全党、全军。会议中,整风、反教条声势日大,整编已提不上日程。
军队高层在会前的不同意见
军队开展反对学习苏军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但在对具体程度和影响的估计上,军队上层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些都是由毛泽东亲自提出的。这对长期在农村游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广大干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不少人本能地反应出一种抵触情绪。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刘伯承,在建院之初,就对学院的训练工作非常明确地提出“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指导方针。在1956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有关指示后,刘伯承当即领导检查建院五年多来在学习苏联军事科学中,出现的某些教条主义倾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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