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女售货员与中学生这样吵架：经典让人醉过

听到这些空洞无物、“指南针朝上”的豪言壮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参展红卫兵小将们竟然盲目乐观，忘乎所以，无不欢呼雀跃，感激涕零，盛赞“党中央、中央文革、林办”对红卫兵“无限关怀”、“高度支持和信任”，感到似乎转瞬之间便可办出个“震动全世界的抄家展览”，就如同“打砸抢”一样，只要一窝蜂地上，弹指一挥间便可大功告成。令世界各国目瞪口呆。但实际担任展览会具体筹备任务的北京军区、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多数人有一定的政治斗争经验和较为丰富的阅历，对此心知肚明。“上面”调子唱得越高，大家心里越扑通，眼前一片迷茫，政治压力也愈来愈大，大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感。不少参展工作人员甚至私底下叹息：这哪里是办展览、干革命工作。分明掉进“迷宫”，在使劲猜“政治谜语”。此外，大家更为担心的是参加筹备工作的红卫兵小将大多是“尖子”人物，在“大风大浪”中都是冲锋陷阵的“头头”，不但个个“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比一个“政治敏感”强，还都是属炮仗的，点火就着，搞不好哪天就会“窝里反”。不用问，只要一打起“内战”，其矛头首先对准我们，非把我们整个死去活来不可。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一方面，多数参展红卫兵无不以“造反”大出风头为乐事，只要看到什么不顺眼的事，动辄“揪出”、“打倒”、坐“喷气式”、“批倒批臭”，决不赊账；连当时参展的、看似“金刚不坏之身”的“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解放军也未能幸免其难。以致连当时一位平时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的部队年长政工干部。也硬被没头没脑地扣上“严重脱离群众”和“藐视造反派”的帽子，在小范围内挨了批斗。就连我这个平时被红卫兵称道“群众观念好”的“展览通”，也因“莫须有”的吃饭中的民族习惯问题，突然遭到红卫兵围攻。虽然由于我平时群众关系好，围攻只是一场似是而非的闹剧，但几个红卫兵有的突然翻脸，有的嘻嘻哈哈，其又揪又拽的阵势着实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果然不出所料，由于“高层”政治斗争波谲云诡，变幻莫测，政治风向说变就变，派性作怪，社会动乱此起彼伏，“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工作内部人员常常争论不休，很多意见根本对立。分歧愈来愈大，迟迟没有进展，半年多仍弄不出个眉目来，无法向“上级”“交账”。一些红卫兵急躁情绪点火就着，便想撒撒气，毫不客气地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北京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公安部一位局长，立即组织群众批斗大会，坐起“喷气式”，对他们横加指责，吼声震天动地。幸亏这些领导早就做好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意外。好在批斗会虽无限上纲，大吼大叫，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这里面也有他们自己的责任。而且谈不上什么原则路线问题，而下一步具体领导工作还得依靠这些领导。也就走走过场，草草收兵了。但参展红卫兵内部的你争我斗、大大小小、鸡争鸭吵的辩论会、批判会几乎一个接一个，一天也没消停过。

我们就是这样头顶内战压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像猜测谜语一样投入展览筹备工作，每天战战惊惊，时刻绷紧政治神经，上班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尽快收集和交换全国最新政治路线斗争动向和小道消息，抓紧浏览刚刚收集到一尺多厚的大、小字报，各种红卫兵小报，悄悄用电话打探“动态”，在小范围内分析（多数情况下是揣测）政治风向。如中央领导成员中究竟哪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哪个刚刚“靠边站”了，哪个又“悬大乎”了，等等。生怕由于耳目闭塞展出了不该展出的内容，会吃不了兜着走。一次。一位神情严肃的观众指着展板上集体照片中一个白发苍苍的人像怒气冲天地指责我们：“你们好大胆子，胆敢把刘少奇的照片展出！”幸亏我们事先“过完粗罗过细罗”，对包含上百人甚至几百人的集体照片都逐个反复审核，心平气和地告诉他，那张照片中的白发长者是刘宁一同志而不是刘少奇，才避免了一场重大“政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