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女售货员与中学生这样吵架：经典让人醉过

据统计，仅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从8月23日至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到9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1.2万户。

所谓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00多万人。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还私自批斗、抓人。一些红卫兵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

头顶“内战”压力猜政治“谜语”

举办如此大型政治性展览，是一项政策性极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政治任务，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筹备工作。但是，按照“林办”指示和一些虽然担任展览会领导要职、却从未接触过展览业务的年轻人的想象，这个展览会似乎只要集中精力突击，拼上两三个月，凑齐材料，码放好展品，便可望在1967年元旦前后对外展出。但事实上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条件下，要想筹办这样大型的、“高精尖”的展览会，其困难程度和潜在的政治风险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顶住愈来愈疯狂的“内战”压力，走出猜“政治谜语”的怪圈，随时掌握瞬息万变的斗争“风向”，吃透和准确把握当时一天三变的所谓“中央精神”，使展览会不会偏离“大方向”，不致犯“政治路线错误”。但既然“一天三变”，又有谁能“吃透和准确把握”？

鉴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各派政治力量斗争有如暴风骤雨，空前激烈。参与展览会筹备工作的北京军区和公安部门的领导，本来就心惊胆战，人人自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除手持毛主席语录，随时准备高呼“高举”，“三忠于、四无限”和“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的口号之外，谁也不敢轻易公开表态。“上边”更是三缄其口，虽然作出一定要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原则指示，在经费物资极端紧缺的情况下破例“保证供给”外，对筹办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要求往往顾左右而言他。实在躲不开的“请示”，便泛泛传达一些“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支持红卫兵、“要相信红卫兵”会“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带框框”、要“放手让红卫兵小将们自己大胆去干”、“不要担心出问题，天塌不下来”、“要让红卫兵抄家展览会震动全世界”等官话、空话、套话，根本拿不出具体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