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打桥牌很认真：牌友回忆打输了钻桌子真相

当时在养蜂夹道看打桥牌的领导干部也不少，我们戏称为“歪脖子”。有一些人还很上瘾，本来我都不怎么认识，后来熟了，我记得吕正操、一机部部长赵尔陆等看的时间特别长，一直陪着我们。还有一次，我们正打着呢，周恩来总理来了，找小平同志商量事。周总理就站在我后头，还给我支招，他说的都是内行话，说明他也是会打桥牌的。

打牌的时间大体上是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一般是7点开始打到夜里3点。星期天一般是从下午3点打到夜里3点。那个时候小平同志身体特别好，精力一直很充沛，打得很用心。

我们通常要在那里吃一顿晚饭，吃完饭就又坐下来接着打。当时打牌这事是保密的，我不能跟其他人说，到了早上还要按时上班。幸亏那时候年轻力壮还能扛得住，但也挺辛苦的。

1964年，有一次小平同志到东北视察，吴晗、张明义和我陪同。白天小平同志参观，我们跟着他参观，晚上陪他打牌。杨尚昆对小平同志开玩笑说，别人打牌都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我把你这三个都带来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之后，有一次小平同志还曾找吴晗、王汉斌和我一起打牌，说明小平同志当时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内幕。我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跟我们这些人没关系，如果真要批判吴晗，小平同志怎么还会找他来打牌呢？我完全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吴晗被整得那么惨。

小平同志打牌时，儿孙有时也来“凑热闹”，气氛非常热烈

1973年，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但我们没敢和他联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叫我们交代阴谋，说我们不是打扑克，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和小平同志打牌成了很大的罪状。当时曾在养蜂夹道俱乐部旁观我们打牌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有关的专案组都找我谈过话，问我在养蜂夹道商量过什么“阴谋”，我说就是打牌，没说过别的事。专案组自然不信，非要我交代，说我不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