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中葡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谈澳门回归之路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的原则是在原则性问题上绝不让步，在非原则性问题上灵活处理。例如：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争取联络小组如期举行会议，以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这是原则性问题，不能让步；而葡方要求改变开会地点，这是非原则性问题，在特殊时期，我们尊重葡方的要求，做出让步，使会议如期举行。又如：有时我在组长会晤时提出的方案，葡方领会了，在召开全体工作会议上，葡方代表以葡方提出方案的方式提出。像关于设立“三大问题”工作小组（也称专家组）问题，法律本地化工作方法五个步骤问题，关于中文、葡文在澳门都是正式语文等问题。开始有人说：这是中方先提出的方案，怎么变成他们提的方案呢？我们不计较这些，只要能达成一致，解决问题就行。

遇到问题冷静处理。在遇到矛盾分歧时，只在组长会晤和全体代表会议上争论，不在媒体上争论，给对方留有余地和面子。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要冷静处理。在对方很激动时，让人家把话说完，不说过激、过头的话，而以理服人，坚信以诚相待才能解决问题。

勿操之过急。在解决“三大问题”时，仅中文法律地位问题，从1988年4月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直到1991年4月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十次全体会议才达成一致，用了三年多时间。有一次在中南海我们汇报工作时，有人埋怨葡方对解决“三大问题”的态度不积极。姬鹏飞说：“你们要克服‘左'的思想情绪，只要葡萄牙遵守《联合声明》，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不要操之过急。多一点儿，少一点儿，快一点儿，慢一点儿，不是原则问题。”这个指示，对联络小组与葡方进行耐心磋商始终起到指导作用。“一国两制”是新生事物，中葡双方对此都有一个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就拿公务员本地化的问题来说，澳门过渡期12年，在这12年中澳门的行政管理要由葡方负责，他们不可能按照中国人的心愿很快将公务员本地化。如果大部分负责官员都是中国人，澳葡政府怎么指挥运作呢？再说当地中国人要胜任政府的某个职位，不是把他推上去就行，而需要有培养的时间。因而，我们只能提出有效方法，促使葡方尽快有序进行，而不能操之过急。

特殊问题特殊处理。（1）国籍问题。在签署《中葡联合声明》前中葡两国政府谈判时，双方对澳门部分居民的国籍问题未能达成共识。此问题挂起来，以备忘录形式，各自阐述自己立场。此问题必须要在回归前解决好，不能再继续挂起来。中葡联合联络小组通过磋商找到了解决办法，得以妥善解决，即：根据澳门的历史和现实，尊重这部分人的意愿，允许他们自由选籍。而且对选择了葡国国籍，愿意在澳门继续生活的，中国政府承诺：“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将依法得到保护。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保护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并尊重他们的习惯和文化传统。”这样，大部分人选择了中国国籍，有一部分人选择了葡萄牙国籍，但仍留在澳门工作。（2）居民身份证问题。原来澳门居民持有的居民身份证都用葡文书写，有葡萄牙共和国字样，有葡萄牙国徽。持这样的居民身份证怎么能回归进入特区呢？而在12年过渡期内是由澳葡政府行使管理。在这期间不可能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时也不可能一下子换成澳门特区居民身份证，必须在过渡期内逐步换发。通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以灵活方式解决这问题。一是在澳门不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换居民身份证；二是静悄悄地换成“四无”身份证，即在居民身份证上无葡萄牙共和国字样，无葡萄牙国徽，无须标明国籍，无须标明身份证的期限。这样解决了这一悬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