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中葡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谈澳门回归之路

小组开始工作遇到的分歧。1988年4月11日，中葡双方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上中方正式提出两项议题：解决澳门过渡期“三大问题”和商定双方都要遵守的联络小组工作细则（草案）。在此会议前，已提供此细则（草案）给葡方。对此，葡方提出相反的主张，不同意“三大问题”的提法，不同意商定联络小组工作细则。他们认为联络小组只是交流情况和交换资料，无需签订会谈纪要等文件。

我立即指出：“联络小组的主要职责是落实《中葡联合声明》，保证《中葡联合声明》的实施，保证澳门平稳过渡，为政权顺利交接创造条件。它是代表两国政府进行磋商，要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一个清谈国际俱乐部，我们代表团来这里不是空谈的。”会议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此时，葡方建议休会喝咖啡。

体息之后，经过各种方式交换看法，陈述双方理由。直到会议的第五天，双方才就联络小组工作细则达成一致，双方组长签署了会谈纪要。但对“三大问题”的提法仍未能取得共识。

联络小组工作细则主要内容是：联络小组所讨论的问题是保密的，未经双方同意，不得单方面公开发表。联络小组是代表两国政府进行磋商，对双方达成一致的问题，双方组长签署会谈纪要，作为两国的外交文件，都要严格认真遵照执行。《中葡联合声明》是磋商解决澳门有关问题的依据和准则。

1989年政治风波引发的危机。1989年6月，北京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并对中国采取了制裁的措施。英国单方面宣布停止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香港问题陷入停顿状态，引起种种议论。在此形势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也面临着被葡方单方面宣布停止工作的危机。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五次全体会议，原定于1989年7月在澳门举行。但6月4日之后，葡方突然连发急电到澳门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召见中方组长康冀民大使，立即前往里斯本会见葡方组长。”中方代表处收到这封急电，看到电文的人就生气地说：“康大使也不是葡国的大臣，他们怎么能召见我们大使去呢？”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把急电转发到北京。当时我正在北京出席第七届驻外使节会议，外交部通知我马上回部里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我去里斯本，另一种是主张不去。我是主张去的，理由是在当前形势下，我们不应计较他们的“召见”用词，应主动去说明情况，争取联络小组如期开会。否则，我们会处于被动局面之中。最后，周南副部长说：“同意康大使的意见。”并指示说：“争取如期举行联络小组会议就是胜利，就是打破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制裁，可以不要求此次会议解决具体问题，但要争取如期开会。”我也提出：“我应做好两手准备，首先争取如期开会，如果葡方仿效英国单方面宣布停止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我即发表声明，指出葡方破坏了协议，责任完全在葡方，然后立即返回国内。”大家统一了看法，将意见上报，得到中央领导同意，我和外交部主管澳门工作处的处长王西安立即飞往里斯本。

在飞机上，我归纳了“政治风波”的有关情况，准备了到葡萄牙后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到达里斯本后，获悉葡方组长易人，由葡外交部卡塔里诺大使接任科埃略大使的职务。

1989年7月17日至20日，双方在里斯本举行多次组长会晤。17日上午，第一次组长会晤，卡塔里诺大使首先宣读了讲稿，归纳起来大意为：（一）北京发生的事件影响到澳门居民的信心。现在主要要由葡萄牙方面负责恢复其信心，因此，葡方责任成倍增长，中方应该予以支持。基于同样原因，中葡双方不再是同等伙伴关系。（二）联络小组和土地小组中方代表处过去对澳葡政府实施最大限度的控制，编制了一个束缚澳葡政府的网络，由于考虑当地居民的情绪等原因，葡方忍受了，现在情况不同，葡方不能接受以前的工作方式，需要确立新的对话方式。卡塔里诺大使读了一个半小时讲稿，加上翻译共三个多小时。我耐心地听，这半天就过去了。

第二次会晤，卡塔里诺大使一开始就提出要我对他的讲话发表评论。我有意避开正面冲突说：“因为全部是葡文稿，我尚未来得及仔细研究，待研究后，我会评论的。是否先商议召开联络小组第五次会议的问题。”卡塔里诺大使听完我的话说：“你不评论，总不能好像第四次会议以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你总该有所表示吧！”我原想首先确定如期举行联络小组第五次全体会议，然后再评论他的讲话。现在看来我对他的讲稿不发表评论是无法继续讨论下去了。

因此，7月18日下午举行第三次会晤时，我针对他指责我们的两个问题发表评论。

第一个问题，关于“政治风波”。我坦诚地向对方说明“政治风波”的有关情况，并指出许多情况远不是西方国家媒体报道的那样。然后我把我国对外方针政策概括为以下几条：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不变；对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不变；对澳门的方针政策不变；中国发生的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允许外国干涉；我们应考虑中葡两国友好关系和澳门居民利益，不要受他国的影响。最后我说：我们应如期举行联络小组会议。

第二个问题，关于联络小组和土地小组的工作。中方这两个小组不存在对澳葡政府编网控制。凡澳葡政府所做对澳门有利、合理的事情中方都给予了支持，比如土地小组批地问题。澳葡政府和香港不一样，香港是一年提出一个卖地计划，双方一次讨论解决问题。而澳葡政府做不到这点，形成每卖一块地讨论一次，造成这种繁琐、拖拉的状况，不是中方原因，是澳葡政府的工作方法和效率问题。即使这样，中方都给予了积极的配合。根据《中葡联合声明》的原则，过渡期内设联络小组就是为了磋商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这种工作方式是史无前例的，不能把磋商视为干预。你们应习惯这种磋商方式。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为了澳门的平稳过渡。今后我们应更加密切地磋商和合作。坦率地说，如果不是双方磋商合作，单靠哪一方，有些事情是难以办到的。例如：澳元在中国内地银行挂牌问题；支持澳门加入亚洲奥委会的问题；澳门直接同内地司法部门、文化部门进行交流，包括将有关法律文件翻成中文；支持澳门加入国际海事组织；支持澳门加入关贸总协定；支持联合国大学软件研究中心在澳门设立机构；澳门建国际机场等，这些工作都是在中方积极支持、配合下进行的。增加居民信心的最好办法是中葡双方共同努力，密切合作，多做有利于澳门人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