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空袭IS 美情报系统大跌眼镜为啥没预料到

美国情报界的种种问题由来已久，例如“9.11”事件。更早的情况也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刚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从事对送达白宫战情室的情报流程与质量进行评估的安德鲁·马歇尔，就曾对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评估逻辑混乱的国家情报评估“深感厌恶”，并对中央情报局的相关苏联行为分析报告直言“胡说八道”。为此，马歇尔在1970年完成了一篇名为《与苏联的长期竞争：一个战略分析框架》的文章，开始试着解读苏联的组织行为。事实证明，马歇尔在其长期竞争框架中埋下的种子，在日后对苏联的战略竞争中得以“开花结果”。所谓体制延伸体制，制度培养官僚，几十年前美国情报界的“恶习”似乎又在轮回。

二是轻视普京个人的行事风格

在重大事件决策中，领导人的性格往往是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在马歇尔主导的兰德战略评估系统（RSAS）中，就曾根据最高领导人的不同性格，把苏联的各种可能的国家行为建模定名为“伊万1”、“伊万2”、“伊万3”。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俄罗斯长期衰败，近几场局部战争表现不佳，美国持续对俄罗斯及其领导人保持轻视。美国前国防部部长盖茨就曾批评美国情报界缺少熟悉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的专家；美国海军学会和一些智库研究人员则指出，美国政界对俄国总统普京领导风格与意志的认识欠缺，“在判断俄吞并克里米亚、军事介入叙利亚等问题上屡屡失误”。忽略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也是导致美国此次战略误判的重要原因。

三是新反恐联盟诞生，美国情报界整体失察严重

伊拉克联合行动司令部在2015年9月27日发表声明称，其已与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三国政府开始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内恐怖主义的威胁。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美国更是措手不及。但在俄罗斯拉拢伊拉克、伊朗等组织的四国反恐联盟中，之前没有任何一家向美国及西方“通风报信”，这说明了特别是伊拉克对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在打击“伊斯兰国”武装上无能表现的“绝望”。美国情报界对其他几个国家与俄罗斯如此紧密的互动失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