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衔将军 铁骨铮铮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李杜

1938年，上海沦陷，李杜迁居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在这里，他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设立了东北抗联总指挥部，任命共产党员于炳然为政治部主任，开展抗日宣传和发动民众工作｡为了沟通同东北抗联的联络，他派人在香港､天津､重庆等地架设电台，随时把抗联杀敌的消息介绍给关内民众｡李杜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钉梢，经常同《新华日报》的负责同志往来，还多次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会晤，虚心聆听他们的教诲｡当时他居住在重庆市南岸区，远离市中心，偏僻幽静，他的家成为共产党负责人同一些民主进步人士秘密会晤的重要场所，共产党人尊他为“南山五老”之一｡

因为抗战的需要，东北抗日联军从1936年7月至1939年5月先后组建了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司令周保中､副总司令赵尚志;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司令李兆麟｡为了服从抗日大局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李杜还把分散在辽吉黑三省的各路抗日义勇军，按照东北抗联的序列，分别组建为东北抗联第四路军､第五路军，总计编排到第十四路军｡但因这些抗日队伍不属共产党领导，还有一些既为匪又抗日的队伍，所以一直被人忽略｡这些抗日队伍在李杜的领导下，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使日本人不能在东北大地上为所欲为｡

日本帝国主义对李杜恨之入骨，多次派出汉奸特务，妄图刺杀李杜，追捕他的家属｡李杜和他的亲人几经历险，多次死里逃生｡最可气的是，李杜的抗日行动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不容｡1942年6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查封了设在重庆的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取缔了李杜的工作，并由戴笠派特务监视其行动｡李杜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控制下失去了自由，他愤慨之余越发怀念东北的父老兄弟，极度忧国忧民，渴望有朝一日亲征沙场｡“浩劫偏依蜀，雄心在渡辽”“匹马北征急，何惧道路遥”等诗句，充分表现了他那时的心境｡

在长期同共产党人的接触中，李杜以实际行动接受了党组织的长期考验，1945年上半年，经冯)峰和董健吾的介绍，李杜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

劝说张学良，

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李杜在担任抗联总司令时期，与国共两党的负责人接触密切，特别是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他非常理解张学良的心态：既想抗日，又怕蒋介石｡此时，李杜已完全接受了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十分渴望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同时也担忧举棋不定的张学良，他的东北军正屯兵西北，对刚刚到陕北的红军构成严重的威胁｡李杜想，如果张学良能够首先和共产党联合起来，不但能保存红军的实力，使其发展壮大，还能以此为契机，促成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为了实现这一日标，李杜总是不失时机地劝说张学良｡有一次张学良到南京开会，特意飞到上海看望李杜，并详细询问了东北抗战情况｡张学良的这一举动使李杜很高兴，他想，张学良虽受蒋介石挟制，但仍然支持抗日､关心抗日｡这一夜两人彻夜长谈，李杜敞开心扉，以充分的事例，说明只有共产党才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阐述了共产党真心实意团结一切力量联合抗日的主张｡李杜的劝说终于使少帅解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他郑重表示：愿意在西北与红军联合抗日｡临别时张学良要李杜“尽快找到共产党的负责人进行联系”｡李杜非常高兴，立即秘密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汇报了张学良的思想情况，请求中共方面选派代表同张学良秘密谈判｡

在李杜的联系下，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派刘鼎作为共产党方面代表同张学良谈判｡李杜立即密电张学良说：“你让我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学良知道李杜所说的朋友就是共产党的代表｡

对于这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谈，张学良极为重视，在众多亲信中选择谈判的代表，最后选择了赵毅｡而共产党方面之所以派刘鼎做代表，是因为他和宋庆龄关系密切，同时张学良又很崇拜宋庆龄｡赵毅首先飞往上海，与刘鼎见面，双方谈得非常触洽;然后赵毅又把刘鼎接到金家巷张公馆见到张学良，初谈效果良好｡不久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命他封锁延长､延川一带黄河，以防红军撤回陕北｡张学良对蒋介石这道命令，断然拒绝执行，为此蒋介石对张学良大为恼火｡

刘鼎乘机向张学良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并指出：“红军有广大人民的支持，能征善战，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革命武装｡事实证明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对红军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呢？所以，张将军不要上蒋介石借刀杀人的当，把东北军推上‘剿共’前线？损失军事实力｡因此张将军应当考虑东北军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红军还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到底是否真打日本？东北军只有联合红军抗日，才能洗掉‘不抵抗’､‘投降卖国’等耻辱，这才是张将军的明智之举｡”刘鼎的这席话，确实说到了张学良的要害处，他从心里佩服，感到十分高兴，诚恳地说：“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我们还要多谈谈，你是我请来的朋友，就请住在我这里｡”

在十几天的生活和交谈中，张学良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加上李杜､赵毅等部下痛请两党联合抗日，打回东北去，解救日寇铁蹄下的苦难同胞｡张学良更加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决定亲自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会谈联合抗日之事｡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两位高级领导人终于会晤，达成了历史性的联合抗日的决定｡张学良为了表示与红军联合的诚意，慷慨解囊，拿出自己的私款3万银圆资助红军，之后又赠送红军29万法币｡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迫使蒋介石抗日｡李杜将军为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促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营救革命后代，

把毛泽东的儿子秘密送往苏联

1930年11月，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牺牲后，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人，由舅妈李崇德从湖南送到上海，再经过地下党的帮助，在1931年3月由毛泽民送进了上海大同幼稚园｡毛岸龙到幼稚园不久，因病医治无效夭折，剩下岸英和岸青哥俩｡这所幼稚园是董健吾同志奉党的指示创办的，任务是收养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同志的子女｡

这所幼稚园对外名义上是国母宋庆龄主办的，董健吾任院长，由董健吾的女儿董慧芳担任“小交通”，遇有汉奸特务前来捣乱，就由董慧芳去宋庆龄处送信，再由宋庆龄出面解围｡

1932年1月的一天，大同幼稚园保育员管荷英突然失踪，又有地下工作人员顾顺章叛变，为防不测，党组织当机立断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岸英､岸青兄弟根据地下党负责人欧阳新的安排，由董健吾带回家中抚养｡

1935年，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董健吾家已经很不安全，为保证革命领导人后代的安全，地下党组织决定委托可靠的人将岸英､岸青送往苏联，最后选中李杜将军｡党组织决定让董健吾立即将岸英､岸青和董健吾之子董寿祺送到李杜将军的住处李公馆｡当时李杜住在上海法租界保健路(今宝庆路)，他为共产党对自己如此信任深深感动，表示“有我李杜生命在，毛氏兄弟万无一失｡”

此时，李杜正欲返回东北亲临抗日前线，他找到张学良请求协助办理出国护照，并提出送中共领导人子弟出国之事｡李杜说：“少帅助我实现回东北抗战的夙愿，同时送共产党领袖子弟出国避难，以表示少帅对国共两党合作诚意｡”当时正是张学良有意寻求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初期，于是欣然允诺，遂以委派李杜出国考察为名，协助办理了出国手续｡为了保密，出国人员一律用化名，李杜化名王元化，毛岸英化名杨永福，毛岸青化名杨永寿，另一个便是董健吾的儿子寿祺｡董健吾还为岸英､岸青置办了各种生活必需品，一遍又一遍交代出国途中应注意的事项，让他们都称李杜为“舅父”｡

1936年7月初的一天，14岁的岸英､12岁的岸青以及董寿祺踏上了赴苏学习的征程｡他们跟着改名为商人王元化的李杜，从上海登上了法国油轮“康特罗梭”号｡

船经香港､西贡､孟买，穿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于8月上旬抵达法国马赛港｡李杜上岸后，带着3个孩子坐火车前往巴黎暂住，去苏联驻法使馆办理入境手续｡不料好事多磨，这时苏联国内正大张旗鼓肃反，严格控制外侨入境，大使馆迟迟不办签证｡已经懂事的岸英不愿浪费光阴，开始学俄文，不是念就是写，受感染的岸青与寿祺也加入了学习行列｡

李杜的随行人员中，有党中央专门委派一个照料孩子的人｡他见几个月过去了还不能拿到去苏联的签证，便找到党在巴黎的《救国时报》，请他们转达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已到巴黎，要求苏联政府从速发给入境签证｡

其后不久，苏联驻巴黎使馆的通知到达，接受毛岸英､毛岸青入境，但未准董寿祺入境，李杜自然也未被获准进入苏联｡李杜把岸英兄弟送往苏联驻法大使馆，交给了专程来接的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康生｡在康生护送下，毛氏兄弟安全抵莫斯科，进入第二国际儿童院，开始了为时10年的留学生涯｡

李杜将革命后代安然送入苏联，但他潜回东北抗日的愿望再次落空，只好与随行人员返回上海｡李杜为了保护革命后代的安全，把毛主席的儿子护送去苏联，却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李乐､李凡留在国内，到处避难｡李杜的夫人王者培与二子在国内流离失所，躲避汉奸特务的追铺，几经险境，辗转来到天津｡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买通汉奸徐树强等十几名武装特务，昼夜包围王者培的宅院，乘其不备，攻入屋中，捆绑了王者培和卫士长李发，打死了李杜的侄儿李奇，打伤了李杜的儿子李乐和卫士史庆春｡幼小的李凡藏在桌子底下，幸免于难｡幸亏特务们不认识李家的人，在拷打追问史庆春时，王者培和李发挣脱了绑绳，跳楼去报告警察当局，带人前来驱走了特务，处于险境的人才得以生存｡王者培又带领家人在天津英国租界地内四处躲避｡1940年，日本人接收天津租界地，徐树强再次带人搜查，逮逋了李乐和李凡，押进海光寺监狱｡后经王者培找张作霖的五夫人帮忙，用两根金条才把李乐､李凡两兄弟买了出来，后逃到香港避难｡

多年来，李杜一心致力于抗日救国，保护革命后代，但他自己的亲人却一直在险境中度日｡李杜一切为革命大局出发的高风亮节，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

为革命事业奉献余生

李杜将军一生致力于抗日救国，直到66岁，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那些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都得到普遍提职，而李杜却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反而更加陷入了贫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抢占东北的胜利果实，准备派一些义勇军将领和东北籍人士回东北，但对他们不放心，责令他们“必须公开发表反苏､反共声明，否则一律不给官做，不准还乡”｡阔别家乡13年之久的李杜，虽然对故乡日夜期盼，然而他坚决忠于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拒绝发表反共声明，毅然放弃做官和返乡的机会，并表示：“竹梅育精神，松柏知劲节｡我怀全夙心，岂为一官折！”因此，他一直被羁留在重庆｡一位抗日功绩显赫的将军，不但未得到任何“封赏”，国民党还强迫他退出军界，断绝了他的生活来源｡他甘愿清贫，也不趋炎附势，作追逐功名的俗子｡他常以松､竹､梅的品格自勉，借物咏志，写下了“寒来暑往繁华事，独有梅竹晚节香”“宁做乱离阶下囚，不为功名客中人”等许多诗篇｡

他在困境中争取爱国进步人士的支持，尽力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他参加了重庆红十字会，开办学校､医院，收容孤老和儿童，从事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有一位老人戴士英回忆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李杜将军，他为人善良厚道，对穷人特别关心，从不向邻里摆架子｡有一次娃他爹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我又患了病，上有老下有小，眼看就要揭不开锅｡李杜知道了，连忙送来米面，才使我全家活了下来｡”附近的邻里无论谁家有难事，李杜总要凑上去，热心帮这帮那，这一带穷乡亲大多受过他的接济｡

1946年4月，解放区的吉林省人民召开首届参议会，在吉林省政府主席周保中的提议下，与会代表一致推选当时缺席的李杜为参议会议长｡遗憾的是因为内战战火的阻隔，使李杜始终未能到任｡1947年7月，李杜参加了李济深､蔡廷锴､何香凝等民主人士组织的反战活动｡他在国统区坚持斗争，不畏风险，积极投身到反独裁统治的民主进步事业之中｡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李杜高兴得老泪横流，加入了欢迎解放军入川的人流｡随即，他给周恩来拍去电报，欢迎中国人民的新生，欢迎中国从此有了希望｡

全国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李杜，许多领导同志都亲自登门拜访和探望他，邀请他到北京居住｡但是李杜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坐享清福，他力所能及地尽力为党和人民工作，支持自己的亲属参加抗美援朝斗争，教导在东北西丰县的儿子李凡“安分守己”地为人民工作，不要提父亲的名字向政府要待遇，“生活要自己创业，一切靠自己”，要一辈子“做好事，别做坏事”｡

李杜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党和人民高度评价了他的功绩，先后推举他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委员｡1955年2月，李杜出席了重庆市召开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1956年8月22日，这位为中华民族进步事业奋斗终生的老将军，突患心脏衰竭，经抢救无效，在重庆市南岸区人民医院逝世，终年76岁｡

李杜逝世后，《重庆日报》头版刊登了李杜将军逝世的讣告，周恩来总理送了花圈，表达了党和人民政府对这位老将军的怀念｡重庆市还组成了以党政领导同志为首的治丧委员会，为李杜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