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中国之胜，胜在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大迸发

回顾抗日战争，谁都无法否认，中华民族精神对于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讲话中所指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在鸦片战争后的近100年间，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一败再败，原因不全在于“国贫”，还在于“失魂”。国家大而不兴，军队多而不强，制度颁而不行，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萎靡状态。甲午战争前的北洋海军，武器装备不弱于日本，各种典章制度也建立起来了，结果却全军覆没。这种失败，既是国家之败，也是军队之败，但根子却在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决定一个民族的性格和发展走向。

中华民族并不缺精神，也不缺有精神的人。遥想当年，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令敌闻风而退，陈汤那句“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是何等豪迈！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和农业文明太长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在积淀厚重农业文明的同时，也在消磨中华文明的锐气。农业文明内敛、持重、恋土的文化，缺乏创新、冒险的基因。昏庸的晚清政府，更以自己的无知、无能放大了这种“短板”效应。皇家只想保住帝位，官员不思进取，被统治者则愚昧、麻木。在此条件下，财富被贪污挥霍，舰船沦为争权夺利的筹码，引进的“先进制度”也成为摆设。反观对手，尤其是近邻日本，却是磨刀霍霍，充满杀气。日本人以樱花为国花。樱花，其灿烂盛开之日，便是凋谢零落之时；武士，当其命殒疆场之时，也是其自认最为荣光之时。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切腹”。切腹自杀是最痛苦的自杀方式，却最受推崇。以涣散之国、庸懒之民抵御如此凶悍之敌，岂能不败！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甲午战争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中国因战败陷入民族发展最低点。但若以长远眼光辩证分析其影响，这场战争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凤凰涅槃的开始？签订《马关条约》，引发1200多名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因不满“巴黎和会”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侵占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九一八”事变，点燃了深埋于民众心底的怒火。中华民族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屈与辱，而是更加残酷的生与死。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像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但决不容忍别人肆意侮辱欺凌，一旦意识到生存的严重危机，便会万众一心奋起反抗。所以，抗日战争既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顶峰，也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顶峰。这两个“顶峰”折射出的，不仅是近代中国的悲惨命运，而且还有坚强不屈的中华民族精神。

战争是民族精神的磨石，民族精神是战争的利器。在抗日战争的磨砺中，中华民族精神升华到了全新的高度。也许是文化差异的缘故，东方人比西方人更看重精神因素对战争的作用。1937年8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东京发表演说称，日本“唯一目的是使中国屈膝，消失其战斗意志。”1939年，毛泽东在《研究沦陷区》和《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中两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其目的，妄图“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著名军事家蒋百里说：“敌人可侵占我城市，可屈服我政府，但决不能屈服一国的文化，更不能屈服一个民族的意志。”中日之间的战争，也是两个民族精神的较量。在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把民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日本把武士道精神异化到了极端。抗日战争，日本之败，不是败在精神，而是败在精神的法西斯化，所以，至今仍不承认败给中国人；中国之胜，不是胜在武器装备，也不是胜在地广人多，而是胜在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大迸发。

——摘自光明日报《刘亚洲：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崛起》